我,名校毕业生,买不起上海的房,回到县里当公务员,现在后悔了

“你有编制吗?”“五险一金交齐了吗?”“城里有几套房啊?”27岁的大超已经记不清,这是他第几次遭遇“诛心”的审判。这些问题,几乎成了他每回相亲的必答题。而当对方听到否定答案后,都会笑而不语,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。而在县城,像大超这样的年轻人,不在少数。没有体面的工作,没有过人

我,名校毕业生,买不起上海的房,回到县里当公务员,现在后悔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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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有编制吗?”

  

“五险一金交齐了吗?”

  

“城里有几套房啊?”

  

27岁的大超已经记不清,这是他第几次遭遇“诛心”的审判。

  

这些问题,几乎成了他每回相亲的必答题。而当对方听到否定答案后,都会笑而不语,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。

  

而在县城,像大超这样的年轻人,不在少数。

  

没有体面的工作,没有过人的技能,没有殷实的家境,没有出头的机会,唯一的安慰就是生活成本低,离家近,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平,不必担心被饿死。

  

  

(图源《江湖儿女》剧照)

  

全中国共有2000余个县城,这一个个千姿百态的小城,是乡村的尽头,城市的起点。

  

成长于此的年轻人,在面对未来时,或许,内心都曾抛掷过一枚硬币。

  

硬币的一面写有“大城市”,另一面标着“小县城”。

  

对于他们而言,一面是无限的可能,一面是安定的保障,一面是未知的航向,一面又是可见的前方。

  

人民智库曾做过一项调查,数据赫然揭开了这枚硬币两面的朝向。在16至40岁的县城青年中,有近八成回答:

  

“我选择去大城市。”

  

而那些选择留在县城的年轻人,他们的生活真的如世俗标签上定义的那般,安逸,自由,抑或单调,俗气?

  

体制

  

有人说,县城的职业只有两种,体制内与其他。

  

大超对此高举双手。他相亲不顺,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,他的职业属于“其他”。

  

当年,在济南读完大专后,大超曾短暂地在三个选项之间纠结过,去北京闯荡,留济南打拼,以及回老家安居。

  

但,面对一无学历,二无技艺,三无家底的现状,大超最终还是决定顺“命”而为,回到位于河北的家乡县城。

  

起初,大超没有花费心力去找工作,而是直接进到亲戚的汽修厂打工。

  

因经常与机油和车灰打交道,他总是满身污渍。几次站在镜子前,他都不禁对自己心生嫌弃。

  

这样的一个人,又怎会被女孩青睐?

  

  

仅仅干了几个月,大超便离开汽修厂,重新找了一份车险销售的工作。

  

虽然这份工作也是从底层做起,但大超却觉得颇有荣光,因为,他终于穿上体面的西装和皮鞋。

  

直到他第一次相亲失败,这种满足感开始一点一点黯淡下去。连续几位姑娘皆因他没有一份“正经”工作而中断联系。

  

在县城,什么才算“正经”工作?大超已经不止一次地从那些女孩口中得到解答。

  

公务员,或有事业编制的职员、教师和医生。

  

频遭打击后,大超不得不正视摆在他眼前的现实,想在这里生活平顺,“体制”才是那道最关键的“护身符”。

  

永远都捧不上“铁饭碗”的大超,如今时常反问自己,他的出口到底在哪里。

  

有了“体制”的加冕,县城的年轻人就可以安稳度日了吗?

  

  

在体制内生活了十年的彭涛却说,如果时间能倒回,他宁愿留在大城市再搏一次。

  

曾经,顶着名校毕业生的光环,彭涛通过校招,顺利进入上海一家金融机构,从事法务工作。

  

但,意气风发的理想很快在灰头土脸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。

  

白天,他要与一群人中龙凤明暗较量。夜晚,他还要回到仅有8平米,且终日不见阳光的出租屋里,与几位陌生人争抢着炉灶和马桶。

  

当无休止的加班、挤地铁和常年湿哒哒的床单缠成一团乱麻时,彭涛逃回了老家,一个位于山东中部的小县城。

  

居家复习半年后,他成功上岸,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。

  

彭涛说的不再是夹着外文的普通话,而是最地道的粗语方言,他每天面对的,也不再是心高气盛的精英白领,而是朴实无华的百姓群众。

  

  

体制内的工作庞杂又琐碎,疫情之下,单位对他们的职责要求亦是愈加严格。

  

清心、悠闲、安全感,这种词语已然和当今语境下的县城公务员毫无关联。

  

整日穿梭于乡镇村落之间,粗粝的黄土慢慢磨平彭涛的锐气。他时不时地怀念那个曾经立志要在上海出人头地的自己。

  

庸庸碌碌的小城生活,或许,只有一件事,能带给彭涛些许安慰。

  

见识

  

回到县城的第二年,彭涛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  

房子位于城郊新开发地段,120平米,总房价不到百万。在父母的帮衬下,他交完首付,每月房贷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,日子过得还算宽裕。

  

交房那天,彭涛站在4米宽的落地窗前,感受着阳光肆无忌惮地冲进房内,一眼望去,楼宇之间郁郁葱葱的绿化带几欲把他的视线填满。

  

那一刻,彭涛忍不住感叹,若在上海,他恐怕一辈子都住不进这样的房子。

  

县城仿佛一个按钮,一键就可以为这里的年轻人开启人生快车道。

  

买房,结婚,生子,彭涛必经的人生步骤,在短短5年内,一气呵成。

  

如今,彭涛已经适应了这种无风无浪的小城节奏。工作繁忙加之疫情不断,两岁半的女儿还未到过市区以外的地方。

  

平日,他带女儿最常去的,就是县城里的人工湖公园。看看喷泉,喂喂小鱼,在湖边的沙地上光脚跑一跑,小家伙就高兴得笑不停。

  

  

通常在这个时候,彭涛的悔恨情绪会达到顶峰。在他的朋友圈里,他经常看到那些留在上海的老朋友经常带着他们的孩子打卡,包括外滩、水族馆和迪士尼乐园。

  

而这些场景,女儿却只能在书上看到。

  

这才是扎进彭涛心里的那根刺,他深知自己从小县城一路闯进大城市有多艰难。可是现在,他的下一代又回到了他最初的起点。

  

在资源与见识的洼地里,女儿只有付出更多的汗水,才有可能追上那些大城市孩子的脚步。

  

无独有偶,在西南小县城生活了33年的艾琦与彭涛有着相同的遗憾与担忧。

  

艾琦的人生好像和小城粘住似的,就连上大学,她也只是去到20公里以外的市区。

  

毕业后,艾琦回县城小学任教,便再未离开这里。几十年不曾变样的楼房与街道,她早已熟悉至闭着眼都能走到要去的地方。

  

  

工作以外,艾琦的业余生活单薄得好似药片外的那层糖衣,一下就化没了。刷手机,带孩子,偶尔聚个餐,即是全部。

  

她很少逛商场,里面的东西显然更符合中老年人的品位。她也不常看电影,县城仅有的那家影院,座椅总是泛着一股恼人的霉味。

  

在艾琦看来,短视频和“码长城”,才是周围人的主流精神活动。

  

她曾经尝试邀请班上的家长组建读书会,然而,两期过后,到场人数便所剩无几,最终,共同读书这件事也不了了之。

  

艾琦想过辞职,她想带孩子去一个“文化友好”的环境里成长,有随时可去的书店,随时可听的讲座,随时可看的展览。

  

但,常常第二天,她又会为自己找出各种放弃的理由,然后走上和昨天相同的道路。

  

艾琦说,县城就像一个鸟笼,而她这只“笼中鸟”,早已丧失飞出去的能力和勇气。

  

机会

  

自我成长这件事,在县城年轻人的身上,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命题。

  

如艾琦所言,在有限的空间里求生存,往往越简单越容易自洽。县城的天花板踮一踮脚就能够到,“长”得太快,反而被压制。

  

作为一名英语老师,艾琦考过口译,试着学习过小语种,可惜,她都半途而废。因为,她实在找不到所谓的“驱动力”。

  

即便学有所成,在这个没有一家外企的小城里,又有何用武之地?

  

  

有劲无处使,是很多县城年轻人共有的感觉。

  

东北姑娘许禾麦将其形容为“在一个四周铺满钉子的狭小空间里跳广场舞”。

  

许禾麦属于“被迫回归”。已经在大连站稳脚跟的她,在听到母亲患癌的那一刻,立马打包了所有行李,驱车一夜,回到600公里以外的老家县城。

  

回来后,禾麦的生活主题便仅剩“求职”和“抗癌”两个索引词。

  

别人“求职”,重点在于“职”的选定,她的“求职”,难关却是“求”的历程。

  

禾麦曾是一名电视新闻编导,她希望能继续做老本行。

  

于是,在父亲的带领下,禾麦提着大小不一的礼盒,硬着头皮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的叔叔和阿姨后,当即拿到“通关证”,一路绿灯入职县广播电视局。

  

县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,一个频道全天播放抗战剧或家庭剧,另一个频道尚有两档自制节目,每日新闻和民生帮办。

  

禾麦的第一份工作,就是跟着调解员和摄影师去解决一起邻里纠纷事件。

  

得知她要以记者的身份出镜,禾麦特意提前一晚去修剪了头发,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化了精致的职业妆。

  

原以为,她会以足够优秀的业务能力左边博得右边开门红。谁知,她的专业竟成了一个笑话。

  

镜头里,昏暗杂乱的楼梯间中央,相向而立的两家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得不可开交,而禾麦却被要求在此时出镜,向观众介绍现场情况。

  

抑扬顿挫的播音腔,配上鸡飞狗跳的骂街声,整个画面看上去,割裂又荒诞。

  

之后,禾麦几番“上书”,结合自己在大连时的工作经验,提交了多份节目改进建议。

  

但,无一采纳。领导笑容和善地告诉她三个字:行不通。

  

禾麦始终无解,“行不通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。但,她越来越笃定的是,在这些同事们的潜意识中,“舒适圈”之外,再无天地。

  

除了“别人”的世界。

  

进入电视台不到半年,前前后后替禾麦“操心”终身大事的人足以站满一个篮球场。

  

毕竟,在周围人眼里,30岁还未婚的女生属实“异类”。

  

然而,一圈相亲局下来,心气甚高的禾麦却沮丧地发现,即使有才有貌,自己仍不免沦为县城婚姻市场的“剩余商品”。

  

  

(图源《征婚启事》剧照)

  

体制内的“三好”男青年早已被更年轻的女孩“瓜分殆尽”,层次低的又难以和她有共同语言。

  

她在“高不成,低不就”的夹缝里,任人评论,任人挑拣。

  

就在同事准备给她介绍一位二婚男人时,禾麦彻底崩溃了。

  

此后久久,她都陷在困顿、迷茫和无助泥沼里,难以抽身。

  

她不明白,为何独立的自我,纯粹的事业,适宜的爱情,在县城这片土壤中,生存得竟如此艰难。

  

自救

  

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。

  

后续是,这些年轻人都拿到了一本“自救指南”。

  

前不久,大超所在的县城刚刚经历了一次疫情的席卷。做起抗疫志愿者工作的大超,在连轴转了三个星期后,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。

  

等这波疫情结束,他要组建一支公益汽车服务救援队,为灾情中的驾驶员,义务提供修车或救援服务。

  

大超说,一个人的能量传递,是不会受到地域限制的。

  

被“能量”点燃的,还有彭涛,他难得在朋友圈“高调”了一把。

  

几天前,彭涛作为优秀基层干部,接受了市电视台的采访。看到出现在电视里的爸爸,女儿一个劲儿地指着大喊:

  

“看,我爸爸,我爸爸!”

  

彭涛拍下女儿胖乎乎的小手,并配文“今日打卡,电视画面一日游”。

  

望着女儿脸上浮现出的骄傲神情,他感觉心里的遗憾在慢慢稀释。

  

让自己活成孩子的榜样,这难道不是她成长中最无与伦比的“见识”吗?

  

艾琦决定,继续把家长读书会做下去。她花费了几天时间,把小学生身上常见的教育痛点列在一份长长的清单上。

  

她希望带着这些家长用读书的方式寻找“解药”。她想,等“药”起效了,他们自然就会不请自来。

  

艾琦时常借用节目中听来的一句台词,为自己打气:

  

“再坚持一下吧,万一是对的呢?”

  

听到母亲复诊结果的那一瞬间,许禾麦倏地一下落泪了。

  

经过一年多的“抗癌”战斗,母亲的病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。

  

从医院回家的路上,禾麦随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。令人不安的新闻消息,一条接着一条地放出来。

  

战争、意外、疫情。

  

快到家门口时,坐在后座的妈妈似刻意似闲聊地自顾自说道:

  

“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,好喜欢里面的一句话,‘世界总是兵荒马乱,还好有你在我身边’。”

  

那一刻,禾麦突然找到了自己留在这里的意义。

  

  

人生总在取舍之间一路前行,相伴而来的,是希望与幻灭的交替,丰盈与贫瘠的轮回,我们都在其中沉沦,挣扎,蜕变,觉醒。

  

不管留在小县城,还是去往大城市,每一个选择,都逃不过“围城定律”。

  

所以,拼尽全力地,活在当下,就是最好的选择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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